论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摘要:20世纪90年代是当代文坛的全面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中的女性作家创作，也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陈染是崛起的当代女作家中比较富有个性的一位，其大部分创作被评论界视为“女性主义”作品。陈染以其“勇敢大胆的文本实验精神、女性个人体验的独特视角、真挚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神秘奇诡、富于象征、隐喻的写作风格”，[1]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历史缺席”的男性形象

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男性形象的强势，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一种“历史缺席”的生存状态。男性的“历史缺席”具体表现为男性在家庭关系中被排斥、孤立；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沦为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甚至男性自身也丧失了作为人的个性，缺乏内在的精神品格，沦为了一个符号。

（一）家庭关系中被孤立

家，一直都是反映男女权利地位的关键性场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将女性束缚在“内”即家庭的狭小空间。女性被剥夺了“主外”权利，而“主内”的实质却是完成家庭琐事，照料成员的起居生活。这种“主内”反映的是家庭关系中女性只履行义务，不享受权利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男权统治对女性实施的压制，女性总是处于被动服从的位置。相对的，传统意识中“一家之主”“大家长”等代表家庭内部掌权者的词语往往一致地指向男性。男性在家庭角色关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充分享有事务决策、话语优先等权利。最能代表男性在家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就是作为父权象征的“父亲”。

然而，强调女性主体意识的陈染在塑造这类男性形象时，将父亲在家庭中的主导性，变成了他维护自身权威的工具。《私人生活》中，父亲粗暴、专制且蛮横，从来“只关心他自己”。而在体力劳动方面，“不仅无用，他还冲母亲请来帮忙的工人发脾气”。他“一天到晚忧虑重重，疑神疑鬼，把自己的神经绷得过于紧张”。“他的想象力不正当地膨胀的结果”往往是送给母亲狠狠的一巴掌。物极必反，如此一来，男性“一家之主”的形象恰恰只能留于表象，男性的主导性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假象、一个笑话。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倪拗拗的一段话，“我们对父亲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4]她痛快地剪了父亲的裤腿来进行对抗。而母亲及保姆奶奶，往往总以宽容的态度忍受他的无理取闹，或者干脆沉默。这种看上去不起作用的对抗、忍耐及沉默，其实表达的是她们对父权的一种失望甚至蔑视。父亲被孤立在外，她们无视他的幼稚与蛮横，拒绝进行任何的沟通。陈染就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衬托出男性在家庭生活中被孤立的姿态。男性表面上操控着家里的一切，实则早已退出了真正的舞台。

（二）两性关系中处被动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被认为是两性关系中性的主导者，是男女性行为的施动者。而女性在性方面是羞于启齿的，在性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是男女性行为的受动者。女性的躯体成了男性话语下性的对象，受男性随意摆弄。而陈染颠覆了这个传统观念，打破了两性关系中性别角色的定位。她小说中的男性成了女性发泄正当生理欲求的对象，由引诱者变为被引诱者，由主动的地位变为被动服从，成为了性欲的受动者。

男性作为性欲的受动者，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成为了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他们被引诱、受引导，这类男性多是青涩的男孩形象。《沉默的左乳》中，“我”引诱了一个“比我年轻至少五岁以上的阳光一般纯粹的男孩儿”。“凭什么总是男人勾引女人呢？”在女性正视自己的欲望后，男性在两性关系中不再握有主导权，女性可以为欲望主动邀请男性。男性施加给女性的贞洁观、羞耻感被女性决然否定，女性以这种骄傲的姿态来驱逐男性，宣告女性世界的各项原则只能由女性自己来定，不容男性插足。并且，“‘我’不可能爱上这种头脑简单的男孩儿”，却“享受生活里那些天然、本真而具体的欢乐”， [5]享受男孩儿那美好的躯体。男性在这里甚至被剥夺了权利，被女性物化，因为女性需要，所以男性必须提供自己来给女性消遣。男性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上的“历史缺席”，是以女性的夺权来完成的。

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被自身身体的欲望操纵和掌控，这类男性形象的代表通常是父亲般的男人。《纸片儿》中的外祖父与母亲乱伦生下了女孩儿“纸片儿”；《与往事干杯》的中年男邻居得到了十七岁的“我”的躯体；《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在他的学生倪拗拗面前泣不成声，卑微地祈求得到她。在自己的欲望面前，这些人的伦理道德统统败下阵来，这是他们作为人，在“人性”上的缺席，低层的原始欲望摧毁了一切，理性在欲望笼罩下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性欲的受动者总是无法自控地受“原始冲动”摆布着。最终，丧失人性道德的男性也丧失了与女性平等共存于人类文明世界的资格。

（三）个性消解而形同虚设

除了上述不健康的男性形象，陈染也塑造了几个美好的男性形象，比如《私人生活》中的尹楠和《与往事干杯》中的老巴。“陈染主观上是喜欢这类男性的，尹楠和老巴作为倪拗拗和肖濛‘不该算初恋的初恋情人’，踏入了她们的生活，他们的出场是倪拗拗和肖濛生活中一抹温暖、明亮、美好的亮色”。[6]从小说中陈染对这类男性大量细节的描摹可以看出，陈染对“男孩”这一形象的偏爱态度，“但除了不厌其烦地渲染其美好、帅气的大堆文字外，‘男孩’形象始终是空洞、模糊的”。[7]与 “父亲”和“父亲般的男人”相比而言，“男孩”的形象显得越发抽象。陈染就是以这种让人明白他很好，却又不知道具体好在哪里的态度，来点出男性甚至已经物化成了一个词语，根本无法从人格特征、思想、性格等角度对这类美好的男性形象作出具体的分析。所谓的美好，在男性身上因不可细说而显得苍白、空洞，根本没有说服力。男性以一种扁平而又抽象的形象出现，逐渐趋向弱化和符号化。这是男性形象活生生个性的消解，男性形同虚设的存在即意味着缺席。

至此，男性形象完成了彻底的蜕变，由原来充满力量，可被依赖，能给予安全感的形象转变为徒有专横、粗暴，不被认可、尊重的被孤立者的形象；懦弱又无力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仅仅作为一种女性欲望化的性道具；由文本中作为主导的形象，逐渐弱化转变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形象。失去了家庭及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男性退守到自身，发现只剩下了自己那具剥离灵魂的躯壳。从男性与他人的关系到男性自我意义的探寻，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男性的存在只能是一种无奈而又悲凉的“历史缺席”状态。

二、“完全退场”的男性形象

男性的“历史缺席”使女性看清女性的现在与未来是无需男性参与的，男性因无力承担任何责任而失去了与女性平等存在于同一场域的资格。当女性由期望落空而对男性没有所图时，女性不留余地地撤去了对面的男性席位。如果说，“历史缺席”是女性对男性失望后的一种拒绝，那么“完全退场”则是女性对男性完全绝望，不再抱有任何期冀后的一种漠视。女性在同性之间找到慰藉，在自我中获得依靠的同时，男性真正地完成了在女性世界中的“完全退场”。

（一）女性情谊中无处落脚

按常理而言，爱情产生于男女之间，但在陈染的创作中，这种常理被彻底推翻了，同性恋被视作表现爱情的另一种普遍而又正常的形式。《破开》中的黛二说：“回想起来，在我活过的30年里，其实我一直在等待。早年我曾奢望这个致命的人一定是位男子，智慧、英俊而柔美。后来我放弃了性别要求，我以为一个女人只能或者必须期待一个男人这个观念，无非是几千年遗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下去，一个女人必须选择一个男人，以加入‘大多数’成为‘正常’，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更愿意把一个人的性别放在他或（她）本身的质量后边，我并不在乎男女性别，也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认为‘异常’。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它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潜能。”[8]当男性破坏了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和力”，那么同性情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性唯一的选择。

《私人生活》中，当父亲、T老师、尹楠带来的只有伤害或空虚时，倪拗拗把所有的爱倾注在了母亲与禾寡妇身上。她跟母亲谈亲情，跟禾寡妇谈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拗拗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男性。曾在她生命中扮演过不同角色的男性都早早地离开了她的生活。拗拗的生活，不需要男性的回归，而她在回忆里也抹去了他们留下的任何痕迹。因为注定了没有重逢，不被追忆，男性的退场显得如此决然与彻底。女性在父亲那里失去的亲情由母亲来给予，而女性之间产生的友情与爱情，也填补了男性“完全退场”后留下的情感空白。女性在同性世界里得到了情感上各个方面的满足，女性情谊被欣然接受。同时，男女情谊因携带了伤害性而被女性拒之门外，受到女性群体的歧视而成为了“异常”。

最终，在女性的情感世界中，男性因无处落脚而“完全退场”。陈染在小说《破开》中，将这种男性的“完全退场”表现得更干脆利落。整个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男性人物出场，“我”和殒楠的纯女性交往散发着女性智慧的光辉，女性同胞的智慧足以构成人类文明。男性在女性的世界中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他们失去思想，开始变得抽象和符号化，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男性“物”的身份在“完全退场”中不断深化直至稳固。

（二）女性精神世界中无门可入

那么，当女性发现自己同样无法在同性身上找到归属感时，是不是又会退守去重新思考两性的关系？女性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角色累赘》《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这三部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梦幻人”这一形象。“梦幻人”没有性别的定位，也不存在于现实，他或她只是一个“若隐若现，超越自语方式，能够与女主角进行对话和交流” [9]的虚幻形象。

当女性不再执着于性别要求和现实虚幻时，女性开始闭门而居，营造一个孤独而自由的空间。女性为自己创造了“梦幻人”这个只属于个人精神世界的形象，来充当男性“完全退场”后女性的精神依靠及倾诉交流的对象。男性不再被需要，女性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精神分裂来塑造一个完美的幻像。女性在现实中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周围的环境都充斥着死亡的气息，就像《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的寂旖所感：“世界除了剧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剧场已经死亡。”[10]那么存在于死亡环境中的男性，对女性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死物而已。而虚幻的精神世界中，女性拥有了鲜活的生命与完满的生活，这些都得益于“梦幻人”。从“梦幻人”那里，女性可以得到亲情、友情甚至是爱情，这些都是男性曾无力承担的，而如今当然也不被要求承担了。男性因无法进入女性的精神世界而退场，男性因女性无性别的要求而退场，男性因女性自我精神的自给自足而退场。随着“梦幻人”的出现，“完全退场”的男性形象再次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在女性强大的精神世界中，男性的“完全退场”是那么理所当然且没有退路，因为有了更契合女性的选择，那么男性席位的保留或者重拾必然显得多余了。

三、男性形象的残缺

从被孤立，丧失主动权，个性缺失到更为彻底的形影无踪，男性的形象始终呈现出一种被否定、被无视的状态。暴躁蛮横的言行，贪婪猥琐的心理，空洞苍白的灵魂构成了男性形象从里到外的层层残缺。残缺是对男性作为健全人的一种否定，更是对男性生存意义的一种嘲笑。

（一）残缺是男性形象“历史缺席”与“完全退场”的同一性特征

“历史缺席”和“完全退场”的男性形象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残缺。残缺的男性形象不再是任何一个领域中某个角色的承载体。作为一个社会人，男性在社会上的价值得不到认可，工作能力弱，社会地位低，即使当个小官，也受政治打压；而在男性扮演的家庭角色中，男性非但撑不起家的梁柱，反而以粗暴的姿态充当着毁灭家庭温馨的刽子手；在男女交往过程中，男性不是卑鄙地进行索取就是无知地被女性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男性在角色扮演上的残缺。甚至从其自身来讲，他也丧失了完整性，空有皮囊，缺乏灵魂，没有精神追求，男性被矮化为连动物都不如的一具移动着的骨架。男性的存在价值得到了根本性的否定。

这种残缺在陈染的女性写作文本中，体现为男性形象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男性形象不再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而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男性矮化、丑化形象，甚至弱化为一种符号，被剥夺了与女性共存于世界的席位，成为了女性世界中的“物”。小说中出现的一个个男性形象，不是一个对女性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卑鄙自私的父亲或“父亲般的男人”，就是一个外表漂亮、内心苍白的男孩儿，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不曾在整个故事中出场的幻影。男性由中心位置被放逐到边缘。[11]男性形象日益残缺，甚至从实到虚、从有到无，这一变化体现的正是陈染对传统的男女主导地位一种彻底的、极端的颠覆。在陈染的笔下，女性不再受男性的指使，拒绝接受男性的情感施舍，她们重视自己的感觉需要，“以一种心灵到肉体都采取叛逆的姿态出现”，[12]结成女性同盟来跟男性分庭抗礼。女性终于看清，她们的幸福只能由自己创造，男性在其中毫无助益。在陈染的女性私人化写作中，男性形象只能显得单薄虚弱，成为女性的附庸品。

（二）男性形象残缺的合理性

所谓“合理性”也就是某种事物存在的原因，它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某种状态存在，这些是可以被解释的。而本文男性形象残缺的合理性就是指造成男性不健康的言行、精神状态及内在品格的种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缺少地位或能力的病态发泄

社会地位的不被认可使男性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当男性无法在社会中获得他自认为应有的权利时，就转而保障起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然而，在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男性将对家庭权威的保障极端化，因而，男性总是以专横、粗暴的姿态出现在家庭生活中。《私人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多年来（大约从我出生开始）他一直受着抑制和排挤，这更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13]父亲的蛮横言行在得到“我”和母亲漠视或躲避的软暴力后，转而将矛头指向一切助益于女性精神同盟的个体。其中最具讽刺性的是父亲与公狗索菲亚罗兰之间的斗争。索菲亚罗兰作为“我和母亲的忠实同盟”，被父亲视为一个强劲的对手。在这场较量中，父亲使用了“高级战斗方式”，表现出一种“藏而不露的含蓄或者收敛的姿态”。斗争的结尾，索菲亚罗兰在送给父亲“一个无与伦比的耳光”后，被永远地驱逐，成为了一只野狗。[14]这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背后，显现的是男性在家庭关系中对女性敌对与仇视的态度。他不允许女性脱离自己的掌控，却又对此束手无策。任何有碍他权威的事物都能使其高度警惕与愤恨。他在孤立、打压女性的过程中，步步为营。这种如临大敌的神经质行为，在表现男性蛮横的同时，也流露出了男性对女性力量壮大的惧怕。

男性在性别的生理优势上往往是强于女性的，比如体质、力量等。这种优势一旦缺失，男性的自尊就受到了伤害。男性因为没有能力而显得自卑、敏感，而男性的骄傲又使其将这种自卑、敏感化为了伤害女性的利器。健康的男性形象不复存在，男性形象因为能力的缺失而残缺。但为了竭力掩盖这种残缺，男性变得焦躁、暴力，结果却是将残缺暴露得更加彻底。《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我的父亲，一个有着尼采似的羸弱身体与躁动不安的男人，在我母亲离开他的那一个浓郁的九月里的一天，他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耳光打在我16岁嫩豆芽一般的脸颊上，他把我连根拔起，跌落到两、三米的高台阶下边去。”男性无视自己的家庭责任，抛妻弃子，成为了女性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以致于“我”发出这样的概叹：“父亲们/你挡住了我/……即使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你那阴影/你要我仰起多少次毁掉了的头颅/才能真正看见了男人/……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15]男性的形象显得如此的卑劣、自私和丑陋，成为了女性生活中一抹带不走的阴影。男性因残缺而伤害女性，但又因这种伤害而变得更加残缺。

2.无力给予爱的肉体索取

历来许多文本中有关爱情的描绘大都是甜美温馨的，然而陈染笔下的爱情却是残缺不全，并且矛头指向男性的存在。“男性总是灵魂与肉体分裂式的存在”，[16]在他们与女性的性爱关系中，性与爱总是处于分裂状态，“很少有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大都是诉诸身体的肉体情欲”。[17]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是“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续，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思考”。[18]然而，这些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男性早已丧失了爱的能力。在爱的面前，男性是残缺的，因麻木而不想爱，因贪婪而不懂爱。男性只能以性的方式来维持男女的关系。但脱离爱的性，对女性来说毫无价值。无法给予爱的残缺的男性，女性亦不需要。

因贪婪而不懂爱的男性形象，总是以一种卑微、猥琐的姿态出现。这种男性通常是父亲般的男人，他们早已失去了一切美好，肢体“废墟般的老态”，却无法自拔地欲望着清纯少女。[19]他们祈求女性交付躯体，却无力满足女性爱的需求。年龄及社会环境的巨大差距，致使男性早早地就在与女性的精神沟通上止步，男女之间无法产生共同的语言。年老的男性是一张泛黄的破纸，而年轻的女性则是一张仍待涂抹上全新色彩的白纸。男性在晦暗的环境中无法生成任何亮丽的色彩，给不了女性渴望得到的精神之爱。

因麻木而不想爱的男性给女性制造了一个婚姻的牢笼。《梦回》中的“我”和丈夫贾午，“四十岁上下的年龄，就如同过了一辈子的八十岁老人，没了兴致”，夫妻生活“快得似乎像立等可取地盖个章，肯定缺了些什么，却也挑不出什么不妥，像完成老师留的必修课作业一样”。[20]对婚姻生活的习惯，使丈夫丧失了激情；对妻子的习惯，使丈夫感到了厌烦。夫妻间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在一沉不变的生活中，男性变得越来越麻木，吝啬于付出爱，也不愿意获取爱，因为对男性来说，获得的爱非但不是爱，反而是包袱，是束缚。这种没有付出和所得的、消极的静止状态是男性在爱与被爱方面的能力残缺。

贪婪不懂爱也好，麻木不想爱也罢，都是男性自私的爱的残缺表现。与其说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无力爱，不如说男性只懂爱自己。男性因欲望的需要而卑微地祈求女性赐予她们的躯体，但面对女性的精神时，男性总保持着一种佝偻、猥琐的姿态。在男女精神之爱上，男性无能为力，他们是精神的弱者。另外，婚姻状态下的两性关系又使男性觉得烦扰不堪。究其本质，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只是想享受权利，不愿也无力背负任何的责任。脱离精神之爱的肉体索取，是男性在两性之爱上的残缺表现。

3.精神追求的无所依托

陈染的小说中，不乏描写死亡的片段。她笔下男性的死亡，大都是精神苦痛或精神失常的自杀现象。他们对活下去的恐惧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世纪病》中的山子，在得知傻子妹妹被父亲强暴后，失踪了好几天，最后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失踪的几天里，进行着人生的思考：“我哪儿也没去，也可以说走遍了整个世界。”[21]他是男权社会中的一员，但是未泯灭的良知又无法使他接受男权社会暴露出来的令人作呕的阴暗面。当“多数”在整个环境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时，他们所做出的种种不论是非善恶的言行就成为了这个环境中人们应该遵循的信条准则。山子一切的信仰和追求在这个肮脏的环境中没有了根基。此时正常的男性在这个不正常的男性社会中反而成为了受排挤的异类。山子代表的是那类有觉醒但是无反抗能力的懦弱男性。死亡作为他们自认为的最激烈的反抗，实则暴露的是他们对这个病态社会懦弱的妥协。反复出现的“我知道是谁”，却没有进一步表示要反抗、要斗争的言行，表明了山子这类男性已经意识到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那种扭曲、丑恶的社会现状，但是他们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和维护正义的信念，他们思考到的只是自身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他们渴望找到正义的信仰作为精神的依托，但这是病态了的男性社会无法给予的。因此，他们最终因精神上的无所依托而痛苦不堪，他们甚至不曾有过奋起反抗的意念，就已经当起了逃兵，以死亡的姿态安慰了自己的失败。这种失败是自我肯定力量的残缺，是争取正义的勇气及信念的残缺，是男性主体精神上的残缺。

正常的男性在这个不正常的男性社会中没有自救的能力，更谈不上去拯救女性。正义的精神在病态的男性世界中无法根植，美好的东西还未开始就已经死亡了。换个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的因素能改变男性的残缺，女性不能，男性当中即使对男性社会的残缺有了认知的那些人，最终也还是因自身那深入骨髓的残缺，无能为力。以一个拥有积极精神、坚韧品格的人的标准来看待男性，男性无疑是残缺的。

结语

以女性意识为基础和核心的女性文学的繁荣，打破了男性中心话语的单一局面，文学创作的视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在这一背景下，陈染的私人化写作将男性视为女性自我解放的阻碍。在其小说作品两性对峙、分离的格局中，女性努力挣脱男权打造的牢笼，进行自我救赎，寻求自己的性别价值，思考自身的生存意义，竭力“在迷乱的尘世构建女性精神乌托邦”。[22]在否定男性、驱逐男性的过程中，陈染完成了男性在女性世界中从“历史缺席”到“完全退场”的转变。通过弱化、丑化男性到物化、无视男性，造就出男性在女性世界中从有席无力占到无席可占的尴尬局面。至此，与女性对等的男性在女性的生活中彻底退场了，女性成了世界的中心，孤独而完整。陈染用这种对男性不予置评或不着笔墨的方式，来实现对男性最为彻底的否定，同时也为女性制造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以此获取女性的自我解放。但事实上，攻击、回避、漠视等形式的挣扎都显得徒劳无用，这种因有求不应而产生的排斥、厌弃心理，只能说明女性在驱逐男性时的掩耳盗铃，“男性只可能被抛弃于女性的意念之外，而不可能真正消失于她们的生活之中”。[23]这种否认和谐两性关系的存在，极端化地追求女性自我的方式，最终又会使女性进入自己亲手打造的新的牢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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