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拟选取十九世纪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从性别文化角度分析《董贝父子》和《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中所进行的的生存突围和自我超越，以及这一斗争必然趋向的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    自我超越，悲剧，《董贝父子》，《伤心咖啡馆之歌》，狄更斯，

卡森·麦卡勒斯

一、伊迪丝与爱米利亚的定位形象

（一）狄更斯的代表作《董贝父子》的主要人物伊迪丝的形象描述及其性格分析

伊迪丝是英国“出色的一派小说家”中最重要作家之一狄更斯的代表作《董贝父子》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十九世纪后期辗转于上层社会的一位名媛。在别人眼里“她有美丽的姿色，高贵的血统和出众的才能”，受过上层良好的教育，但与电影《Titanic》中的罗丝如出一辙的是，伊迪丝只是一枚精致的筹码，用于母亲与上流社会交换巨大财富婚姻交易之中。与罗丝的任性和纯洁而导致的反叛不同，伊迪丝在小说出场时，刚刚成为年轻的寡妇，第一次婚姻交易失败，已使她变得深谙此道，对现实的名利场存在着本能的藐视。而这种藐视又外化成行为上的一种高傲，正如文本开场所刻画的那样，浑身透射着逼人的桀骜：

“一位年轻得多的女士在轮椅旁边悠闲地走着；她露出一种高傲而疲倦的神气，举着一把薄纱阳伞，仿佛必须立即放弃这个十分伟大的努力，让阳伞掉下去，……她高昂着头，低垂着眼皮，仿佛世界上除了镜子之外，如果有什么值得观看的东西，那么肯定不是地面或天空。”[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傲吗？如果是，是出于美貌、血统还是出众的才能？这其中任意一种都足以使当代社会中的一位女性产生出优越感。然而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以金钱资本为唯一价值尺度，而伊迪丝所匮乏的正是金钱，她要用自己上述的“资本”去换取金钱。于是才在贪婪的母亲（斯丘顿夫人）的怂恿下再嫁董贝——一个腰缠万贯的新兴资本家。她的高傲实际上是出于对整个男权社会压迫下一种自发的反抗，不过是一种尊严被扭曲践踏的本能对抗。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在日常的社交生活中，她在由男权文化所建构而成的社会等级体系面前终是弱者，本体发声潜意识中是敬畏的，她在如此强大的男权文化面前显然只能任由摆布。所以，她唯一的选择是高傲的“外衣”，以防止或减少男权文化中随风即起的伤害和玩弄。其实她内心充满的是恐惧，急于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即便与董贝建立的是金钱婚姻，她都认为“这一下可以安定下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可见，女性在毫不可能自救之前，是绝不会采用反抗整个男权社会这样的暴力手段的，因为她很明白其结果会是什么。这一点，在上层社会历经波折和深谙世故的伊迪丝怎能没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呢？

（二）卡森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主要人物爱米利亚的形象描述及其性格分析

与此不同，爱米利亚在卡森的小说中虽是一位女性。奇怪的是，文本除了提供了“爱米利亚小姐”这一性别指称的信息外，再也找不出其性格的女性特点。她似乎是为了与男权社会的女性标准抗衡而存在的：其体貌（高大黝黑，肌肉结实，斜眼），打扮（短发，工装裤，高统雨靴），气质性格（孤僻，严峻，粗犷）……凡此种种距离淑女的标准甚远。除身材外，其它诸如性格、气质、打扮都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想她当时的生活环境，美国的南方小镇是封闭、保守、落后的。爱米利亚及其父亲都明白女孩应该调教成什么样子才能获得幸福；再说爱米利亚家境富有，从她能写会算这一点可推测她受过教育。学校教育只会强化人们对女性形象的传统看法，而爱米利亚显然不缺“反叛”的勇气，不愿将自己纳入男权文化为她规定的模式中，这一点与伊迪丝后来的表现是相通的。因而，她能够自由地发展兴趣，泥活、木活，她得心应手，做买卖、打官司甚至拳击令她着迷，她为自己的肌肉而骄傲，饭后总是习惯性地摸摸手上的肌肉；在烤火的时候，她不象一般女性那样羞怯，而是肆无忌惮地撩起裙子，并不在乎在场的男性，这似乎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向整个男性社会挑战，而这正是相对于伊迪丝时代进了一大步的地方，以自己的存在否定男权文化的性别观念。

（三）伊迪丝和爱米利亚对男权社会的女性标准挑战的相同性

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是彼此迥异却又互为映照的，这体现了两位作者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不同主题表达的需要。但伊迪丝和爱米利亚对男权社会的女性标准却又是相同的抗拒。伊迪丝高傲、坚毅、刚烈，具有很强的叛逆性和反抗性，她的美混合着天使与魔鬼的气息，混合着冰山摄人的寒气与地狱中毁灭的火光。在六十二章的巨作中，伊迪丝虽然从出场到消失只占书中的一小部分，她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有着复杂心理活动，富于戏剧性的动感，充满了一种高傲不羁的野性美的鲜明存在。望入她的内心世界，对于她在不幸婚姻生活中所承受的苦楚，对于她对弗洛伦斯所怀的深情和母爱，对于她在离开董贝后所过枯寂生活怀着一种崇敬，悲伤着她的悲伤，幸福着她的幸福，点点滴滴感同身受。在不知不觉地被吸引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崇敬。她全部的生命力与光彩都在从结婚到婚后忍无可忍愤而与人私奔这一短短的过程中爆发出来，像流星般地划过天际，她以自身毁灭为代价实现了对专横的男性世界的报复，向金钱权势压倒一切的男权社会提出了挑战。她并不是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她达到了报复目的，就痛斥那个卑劣的引诱者，并立即离开了他，保持了自己的清白。然而她却从此身败名裂，隐居起来，在孤苦零丁中度过“不名誉”的余生。然而正是这个不名誉的光环，显现了这精灵般人物的外在与内在的魅力如同那霍桑笔下的触目红字。她置自己于男性世界之上，否定了他们的私有世界。

同样这种挑战也表现在爱米利亚那令人困惑的婚姻中。马文·马西，英俊、富有的男子汉，是男权文化中标准的丈夫角色，可爱米利亚对他始则殴打，继而逐出家门。为什么爱米利亚如此不能容忍他呢？从文本所提供的他人对爱米利亚婚姻的期望可以找到原因：人们希望这次婚姻能使爱米利亚变得“和顺”些，成为一个“靠得住”的妇人。实际上，这也是马文·马西的要求，他希望爱米利亚象一个典型的“妻子”那样。新婚之夜他们两人仅在新房里呆了半小时，这之后新娘就怒气冲冲地下楼，独宿在办公室。虽然他们之间相处的具体情形文本没有能提供细节，但可以想象一个爱着新娘的新郎的感情，但这些感情爱米利亚显然无法接受，她讨厌这种“妻子”的角色。与其质疑爱米利亚讨厌作一个女人，不如说她只是在抗拒按照一种男权既定的标准去作一个女人。

（四）伊迪丝和爱米利亚对自身女性角色认同感的差异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伊迪丝与爱米利亚对传统“女性”、“妻子”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反叛在精神上较之传统女性更优越？答案是否定的。她们对男权文化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社会角色的盲目反叛只能导致她们对女性特有属性的盲目否定。对于男性角色，我们看到了伊迪丝是拒斥的，以及由此极端化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否定；而爱米利亚显然对男性角色是羡慕、崇拜，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方面认同了男权文化。伊迪丝的傲慢是男权群体与女性个体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由此产生的心理弱势和冷傲外装的对照，使她最终选择了反抗，与她曾经的赖以生存和扭曲其心灵的男权社会相割裂。而在她的心灵深处却是“屈服”男权文化的。她并不是不愿去做一个合乎规范的“道德妻子”，是董贝一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去做，甚至连一个平等的对话的机会都不给予。正因此，伊迪丝的傲慢是一种反叛，带有巨大的破坏性和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共亡性。伊迪丝与母亲关系的势不两立，恰恰也正因为母亲执行的正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标准。从书中的叙述可知，伊迪丝的出身与教育可以说是她悲剧命运在劫难逃。没落贵族的出身，窘迫的家境，贪婪而追慕虚荣的母亲，使她从小就被当作一棵“摇钱树”培养着，先是被母亲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可惜那人还未继承到遗产便死了，之后又被母亲到处“兜售”。在被要求接受傲慢的董贝“赐予她求婚殊荣”的前夜，她的激愤火山一样地爆发了，对那个从童年起就教养她，“一直千方百计给她找个好归宿”的母亲作了一番畅快地痛斥。

“你让我度过了什么样的童年？在我认识我自己或认识你之前，甚至在我明白我每学会一种炫示自己的手段所包藏的卑鄙与邪恶的目的之前，我早已成了个女人，狡猾、奸诈，唯利是图，设下圈套去引诱男人。……

市场上没有一个奴隶，市场上没有一匹马曾经像我在这可耻的十年中这样被展出,被开价,被细细地观察和夸耀着……难道我不曾逆来顺受，容许在英国地图上一半的游乐场被观看和触摸吗？难道我不曾在这里、那里被吆喝和出卖，直到我失去最后一点自尊心并厌恶我自己为止吗？难道这就是我的童年吗？”[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伊迪斯对母亲的厌恶，是因为母亲代表着当时男权社会的女性标准，这种憎恶正是一种不认同。

爱米利亚精通医道，也热心于医术，除妇科病之外的任何病症她都有勇气诊治。但每逢听人谈及妇女病，她的脸“因为羞愧而一点点发暗”，“简直象个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的大孩子”。这种“羞愧”感是男权社会里女性普遍的文化心理，正是对男权文化轻视贬斥女性的认同。

爱米利亚对男性性别角色的羡慕、模仿是以其父亲为参照对象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随父亲长大。这位父亲性格孤僻，但看得出很爱女儿，而后者也很爱他。当爱米利亚日后与她信任的人驼背李蒙谈话时，“大爸爸”是她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可以推想，这位被女儿昵称为“大爸爸”的父亲正是女儿的崇拜偶像、模仿对象。 而爱米利亚正是这位父亲的影响，使女儿从外到内都变成了“男性化”的女性。爱米利亚不仅学会了男性立足于社会的生存方式，而且还接受了男权文化的一些观念。更为奇妙的是，在爱情心理上爱米利亚也是男性化的。这在文本中她最终接纳了所谓表哥驼背李蒙可以说明。也终由爱米利亚“男性化”的心灵激起的对弱者的怜悯之情和保护弱者的冲动，使她为李蒙开办了咖啡馆。爱米利亚自己也从孤僻中走了出来，向人们证实她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男子汉”！当她的被保护人李蒙在人群中出现的时候，她俨然是一位骑士，眼神骄傲又含有威胁，它警告那些想欺负李蒙的人，她将为之拼命。事实上，当她想把驼背从马文·马西手中争夺过来的时候，她确实拼命了。只是由于李蒙的背叛，她才失败。

伊迪丝与爱米利亚似乎永远挣脱不了男权文化的束缚，她们要么作一个传统女性，要么就转向“男性”（而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伊迪丝与爱米利亚对传统女性角色的不同程度的反叛——伊迪丝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爱米利亚进一步对男性角色的认同之间构成了一种反讽。男女两性对立的文化格局使得女性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她们本想逃离男权社会强加于她们的社会角色，始料不及的是，逃离的结果却是又落入了男权文化的陷阱，使她们从另一方面认同了男权社会。

二、男权文化视角下伊迪丝与爱米利亚的形象畸变

从伊迪丝反抗男权社会，排斥、报复男性角色发展到爱米利亚认同男权社会，以男性的标准塑造自己而且成功地模仿了“他”，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男性化”的女人。男权文化怎样看待这样的女性呢？它认同这种女性吗？

伊迪丝在男权社会的一个缩影——董贝的家里生活了两年多，“他们没有交谈一句话，也没有交换一次眼光。他们胳臂挽着胳臂，但是如果海洋从他们中间滚滚流过，那么他们也不会比他们现在看去更疏远。甚至他们两人的高傲也各有特色，互不相同，这一点使他们更加格格不入。”[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我们不难想象这一个“没有真情的地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新婚后的第一次宴客就已形同陌路。我们禁不住要问何以至此？这种“异化”了的感情，是文本的主题思想。

在冷冰冰的气氛包围下，董贝，一个用金钱筑就而成的灵魂在面对一个用金钱买来的继妻面前，支撑其灵魂结构即所谓夫妻关系的是“物”性。其核心即以物为本的庸俗社会主义。当董贝的物欲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他试图完全象占有他买来的物品一样占有伊迪丝的全部，包括灵魂和爱情，却遭到了伊迪丝的强烈对抗。于是，在董贝的思想界域中就转变成退而求其次的对其尊敬和绝对服从，文中写道：“董贝先生在内心深处对他的美丽的未婚妻根本没有什么埋怨。他有充分理由同情她的傲慢与冷淡，因为他本人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性格。他很高兴地想象，这位高傲与庄严的女人怎样仿效他的态度在家中接待客人，使得他们拘谨畏缩。是的，董贝父子公司的尊严将会在这样的手中得到增进和维护。”[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这就是董贝先生所要的全部和实现婚姻价值的目的所在，对这一目的性的任何挑战对于董贝乃至整个男权文化来说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而这对于女性角度来说则是感情大门的关闭。于是，所谓的夫妻双方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保持着互为对抗，又互为敬畏的双重心理隔阂。董贝，作为十九世纪男权文化转型期的一个代表，他对伊迪丝的最终态度实际是男权社会对于那些由它孕育并扭曲却依然带有反叛倾向的女性的贬斥和遗弃。

这里我们不应忽视伊迪丝曾为了被男权文化接纳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但男权社会却始终对其极尽亵渎愚弄之能事。两度的金钱交易般的婚姻，多年上层婚配市场的波折，男权社会始终没有给她机会改变这样的命运，即使嫁给了董贝，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言语中得出男权社会对这一婚姻的态度。

“是那里吗？事实上也可能在任何一个郡举行，”菲尼克斯表哥说道，“我的朋友就这样被邀请到任何郡去参加这次婚礼，”他对这笑话立刻会引起哄堂大笑感到很高兴，“他去了，正像我们当中有些人荣幸地被邀请来参加我可爱的、多才多艺的亲戚跟我的朋友董贝的婚礼一样，不需要别人邀请两次，去出席这么有趣的场面真是了不得的高兴。所以，他——杰克就去了。可是这个婚姻事实上是一个异常漂亮的女孩子跟一个她一丁点儿爱情也没有的男人的婚姻，她是因为贪图他的财产才同意嫁给他的。当杰克参加婚礼之后回到城里的时候，一位跟他认识的人在下院的休息室里碰见他，问他‘杰克，这错配了的两口子怎么样？’‘错配！’杰克回答道，‘根本不是什么错配。这完全是公平交易。她是正正规规地被买下来，而他，您也可以发誓说，是正正规规地被卖出去的！’”[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页。]

我们还可以从菲尼克斯“慷慨陈词”过程中，听众们的反映来透视男权文化对这一婚姻的态度及对伊迪丝的态度。“全桌人都像接触到电火花似的打了个冷战，这使他（菲尼克斯）猛吃一惊，就停止了说话。……在任何人的脸上也没有引起微笑。接着是一片鸦雀无声的沉默。”[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页。]在董贝与伊迪丝产生对抗性局面之后，也自然地导致了聚集在他们两人身边人群的分野。这使对于尚不知内情的菲尼克斯表哥陷入了深层的尴尬，小说中写道：“那位不幸的懦怯的人事前对这故事就像对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一样，一无所知，现在他从每只眼睛中都可以看到，他被大家看成是这次祸害的元凶，心中感到剧烈的痛苦。”[查尔斯·狄更斯著：《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页。

]足以证明在这次冲突和对抗中社会舆论是站在董贝这一边的，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男权文化是不可能接纳和认同试图突破这一意识形态的女性的任何行动的。稍有“越轨”，就被驱逐出整个男权社会，成为边缘人。这也就是伊迪丝竭尽努力也无法与董贝言和的症结所在。换言之，也就是男权文化对她的无法认同的主因是一种非人性的价值连构体系，个人在其面前终是渺小的，终是随波逐流的。不单单是伊迪丝，董贝其实何尝不是这种价值体系的牺牲品。这是一种时代的流行病，一种维多利亚时代在观念上的终极异化。

而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畸形的男权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是李蒙，因而他对爱米利亚的态度实质上赤裸裸地代表了男权文化对她的评价。

李蒙的大脑袋、大鸡胸和萎缩了的四肢是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畸形发展的象征。这一意象与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下肢瘫痪的查特莱男爵形象一样，旨在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提出质疑批判，及对健全的自然人的呼唤。李蒙的到来伴随着咖啡馆的出现。“咖啡馆”本身也是深具象征意蕴的，它是小镇社会的缩写，也是男权社会的象征。在这个“社会”里，爱米利亚只是徒有虚名的老板，人们并不看重她。她真正的主人是李蒙。文本中饶有意味的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只听到李蒙的“声音”。他饶舌吹牛、搬弄是非，爱米利亚则处于“沉默”的边缘，与她以前的一贯作风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儿一切是李蒙说了算，人们自然地聚集在他周围。这是对男女迥异的社会地位的形象诠释。李蒙不啻为男权社会的权威人物，因而他对马文·马西的亲近及对爱米利亚的贬斥也就不足为怪了。李蒙对马文·马西的亲近实际上是对男权文化的男性角色的认同。穷酸丑陋的李蒙谦卑地亲近马西却背叛对他施加恩惠的爱米利亚，还因为马西是李蒙理想中的自我。而爱米利亚呢，身为女性，她远不符合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她甚至超过了伊迪丝时代的任何女性角色。她既不漂亮、娇柔，也非婀娜多姿。当爱情唤醒了她女性的本能爱美天性之时，她一改以往穿工裤的习惯，整天穿着见客时的红裙子，这非但丝毫激不起李蒙的欣赏，反而使爱米利亚在李蒙眼里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爱米利亚对李蒙的种种情感没能在后者心里激起一星半点的爱意。很显然，作为女性，爱米利亚在李蒙眼中是不合格的；而作为一个有能力、善经营、富有而强壮的人，她又只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对男权社会而言，这种“男性化”女人较之伊迪丝般的女人更可恨，她居然不自量力地想与男性争一席之地。因此李蒙最后出乎意料的举动使爱米利亚反胜为败，实乃情理之中的事。此举不啻是畸形社会对它所造就的“男性化”女人的否定。

文本还提供了爱米利亚周围的人们对她的评价。他们认为她古怪，并且认为她干下的“坏事”多得让人想不周全。其实所谓的“坏事”也就是爱米利亚为了对付一个赖帐的人拿他家的实物作抵押。作为一个男性，此举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对女性而言，便成“坏事”了。实际上，爱米利亚帮人治病从来不取分文，但人们从来就忽略这些。二战时期的美国守旧小镇上的人们永远无法真正从心底接受爱米利亚这样一个异己的怪物，对爱米利亚的得势、失势永远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

这也是现代女性面临的又一窘境：对男性的反叛或是认同都只能殊途同归地导致她自身的被否定。当代社会职业妇女中的出类拔萃者、女强人常被指责为没女人味正是如此。这也说明女性形象始终被笼罩在男权文化的巨大阴影下。无论是伊迪丝还是爱米利亚，她们不管是反抗还是认同，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态度同样是拒斥的。这构成了文本的又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深刻反讽。

三、伊迪丝与爱米利亚的生存突围与自我超越的悲剧性

（一）伊迪丝与爱米利亚突围和超越的过程中行为的差异

伊迪丝在对传统女性角色和男权文化的报复式反叛中沦落，她在一开始就必将归宿于悲剧的轨迹较清晰，是“单向”发展的；而爱米利亚在男权社会经历了一个悲剧性的怪圈：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叛导致了她对男性角色的认同，这种对男权文化的认同却导致了男权社会对她的否定。说到底，爱米利亚不可能超越男权文化的影响，更不能彻底否定它。因此当她最终失去社会认同之时，她也失去了自我认同。失去认同，也就失去了归宿感，因而她将自己幽闭、禁锢在一幢大房子里，四周门窗都钉上木板，这无异于一个牢笼，这与《董贝父子》中伊迪丝的最终结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们共同表现了男权社会里女性的悲剧命运。“封闭的房子”这一意象深刻地暗示了男权文化中女性悲剧的全部内涵：孤独，失去了交流的机会，被剥夺了“话语权”，被排斥至边缘地位……她时而为自己的性别骄傲，时而为之苦恼，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她们被异化成了一种模糊又混乱的性别角色。

当伊迪丝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没有出路时，曾转向对弱者的怜悯——对弗洛伦斯的爱。虽然这并非发自一种真情真性，但这丝毫不减这种关爱本身的无私和伟大。而我们可以看到爱米利亚对于李蒙的感情的初始，虽然我们也很难将其归结为爱情，这其实依然是一种自觉的强者对“弱者”的怜悯之情，即我们甚至可以察觉到这种“单向”所达到的与“一种亲情”的紧密距离。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女性在特定男权文化下产生的变异的感情，而不能简而化之的对它抱以一贯的断语。对于真正的爱，哪怕是模拟式的些许真情，作为女性本身的伊迪丝和爱米利亚是相通的。她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无怨无悔，她们希翼的只是男性对其的真情，而她们所付出的是整个自我。在整个文本中，始终伴随着的是她们为此所做的努力。伊迪丝多次恳求董贝的只是能平等对话的权利，在爱情的得到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她曾希望得到夫妻间的所谓友情。即使在最后一次交锋中，她仍始终没有放弃的是，董贝能跟她在没有第三者（卡克先生）在场的情况下的一次谈话。直至谅解的火苗完全熄灭，她彻底失望才走出家门，离开了这座冰冷的毫无生机的牢房。

同样我们无法想象的是，爱米利亚脱掉穿了十几年的工装裤，第一次换上红裙子的动因是什么？出于对弱男性的怜悯？显然不是。这只是扭曲了的诱因之一，而绝非本因。使其能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只有出于对真挚爱情的渴望。我们不苛求这种方式实在难以为男权文化所接受，但我们应明确的是这是爱米利亚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去学着爱人，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我们可以想象爱米利亚从小深受男性化的影响，又在封闭的小镇环境中，承受舆论的压力、市民的白眼，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多么难以想象的代价，只是为了博得象李蒙这样的一个男人的真情。而爱米利亚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她将男权社会中的精英——马文·马西赶出了家门。爱米利亚要做的是一个男权社会下的准男性的强者，但出于女性的本性，她又需要得到男性的爱，而在现实社会中，注定是以悲剧为终结。

无论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还是二十世纪工业初始时期的美国，无可否认，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使“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总的来说，社会还是属于封闭型结构，决定人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仍是基于出身的地位模式，即先赋地位。社会已经搭好了框架，根据财产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等将人分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限制等级流动，任何一个社会人想要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超越后的自致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对于男人如此，对于女人更是如此。

在十九世纪的利己主义文化中，女性在“做人”和“做女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做女人”往往就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利。在这种矛盾面前，觉醒中的女性试图寻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希望通过自我超越后达到的自致地位而与男性平等地站在一起。于是她们或社交、开办沙龙；或转向宗教；或盲目地追求与满足她们事业的成功；亦或理智或冲动地选择出走。然而，这种种途径无一能使女性实现超越，反而成了陷阱，使得女性与逃避现实的疏离上显得更为严重。

社会人追求社会地位是通过社会性行为实现的。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M·韦伯曾指出，社会性行为是这样一种行为，它按行为者所考察的动机与他人行为发生关系，并在此过程中确定其发展方向。[1] 伊迪丝与爱米利亚选择了叛逆性的出走来实现自我超越，但是由于家庭、性格、环境因素等的不同，她们的行为所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

伊迪丝属于韦伯归为合目的性和合价值性的理性活动。可以说，伊迪丝是清醒地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规定自己的行为目标。她选择了与董贝的得力助手经理卡克尔“不名誉”地私奔。这样做绝对是报复了她的母亲、董贝及整个社会。她在努力超越的同时，捅破了家族至高无上的贵族的假象，在自己“身败名裂”的同时，也使她的姓氏蒙上灰纱。虽然她一直厌恶卡克尔，这位道貌岸然的追求者，但由于他是董贝得力的助手，她选择了与他私奔，为的就是增加出走的成功率和使卡克尔与董贝反目。结果也确实如她所愿，卡克尔被董贝追杀，董贝公司因为失去了能干的经理而破产，董贝因婚姻和公司的一起失败而变得一无所有。

与伊迪丝的这种理性行为相对照，爱米利亚的行为就属于韦伯认为的激情的行为，且更多的带有美利坚本土文化的民族性和杂糅性。她最终选择了出走，她只是一味的告诉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凭感觉行动，没有完全考虑清楚甚至多想一下自己走出家庭的方式，没有考虑以后将往何处去？她的世界是如此单纯、如此感性，这样的行为不带任何“他人目标”或“主观意义”。

（二）伊迪丝与爱米利亚突围和超越的悲剧性结果的统一

伊迪丝和爱米利亚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自我超越的梦想。可是结果呢？狄更斯让伊迪丝最后隐居起来，孤独、寂寞地了此一生；卡森让失去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爱米利亚将自己幽闭、禁锢在一幢四周门窗都钉上木板的大房子里；她们殊途同归地证明了男权社会里女性试图突围与超越的必然悲剧性结果。

在汉语词语的解释里,“悲剧”的定义是：“描写主角与占优势的力量(如命运、环境、社会等)之间冲突的发展,最后达到悲惨的或灾祸性的结局。”[2] 笔者个人理解就是指主体对自身的现状不满意，进而在冲破自身现实条件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与所得现实结果之间产生严重的不协调。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伊迪丝或爱米利亚的人生结果都是一场悲剧。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要实现人格超越、理智超越亦或情感超越，结果终是悲剧。

当代德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卡伦·荷妮（1885~1952）认为:“逃避”是解决冲突的方法中最为顺利的一种，“退却”是为了渴求自由。然而，对女性来说，她们用“逃避”来追求自由、征服世界的“自救”途径，恰恰正是以放弃自由、退出世界为代价的。信仰上帝只是转变了依赖对象；名媛淑女开设沙龙，只是拙劣地以男人的成功而自娱、自炫；职业妇女手中那点可怜的工资并不能成为与男人平等的物质实力。总之，悲剧带有普遍性，如果妇女没有真正获得“做人”的权利，她经济上不能独立，那寻求自致地位的途径虽千差万别，最终都是殊途同归——都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都是依赖男人而存在。而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也就没有一切。人类的解放，首先意味着解放妇女，而男女的平等，应是指有独立自我的个体的共存。

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以至今天的男权社会，尽管权力角色不同，但重心总是呈一边倒趋势，这种权利分配的失重使亚当、夏娃永远地失去了伊甸园，男女两性陷入了永无休止的“战争”之中，人们有了过多痛苦的心理体验。那么，人类在未来的时代里是否有可能打破这种两性对峙的文化格局，在人类的两极中重新建立一种平衡呢？在未来社会里，男人是否甘心扔掉他据之已久的权柄，女人是否将勇敢地从跪伏低头的姿态中站立起来呢？女权运动在当代深入发展，对女性生存状态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深层次的反思，两性之间开始出现的对话……这一切都让我们有理由乐观与期待。

参考文献

[1] [苏]H.C.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梁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