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歌苓“女性题材”小说中的人性关怀

摘要：当代著名旅美作家、编剧严歌苓善于刻画人物，尤其女性，并且她的作品多注重于对人性的深刻关注、独到表现和宽容关怀为线索。以严歌苓女性题材具体作品出发，从三个层次分析出作家笔下身处绝望境地女性的感情世界，试图从人性关怀角度得到对严歌苓笔下女性题材的整体把握。

关键词：严歌苓；人性关怀；女性题材

引言：

她是七十年代的文艺兵,名不见经传的舞蹈演员;她是八十年代略有名气的军营作家;她是九十年代以后的著名旅美作家，她是严歌苓。这三个彼此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人生阶段塑造了今日的严歌苓，也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人生阶段给予她创作上用之不竭的灵感和素材。使其成了一位出了名的“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女作家。

严歌苓将自己的写作分为出国前和出国后。很多评论者从题材出发，将其出国前的作品划分为“军营文学”，旅居美国后的创作，称为“新移民文学”。本文中所划分的“女性题材”，是从严歌苓创作生命跨度里不同阶段作品中以女性形象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因为严歌苓说“我只对人物和故事感兴趣。”① 她认为“一个最懂人性的艺术家” 应该“抓住超越文化种族的人性基本点”，②“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能略去其表，关照其内，创造出东、西方人都感到真实的各个种族的人物形象”③显然，严歌苓正是想通过“有趣的故事说到底，能最深的体现人性的故事”④来反映隐藏于故事背后的真实生活，还原人物的原生态，展现女人们的爱恨情仇和她们在平凡而又残酷的生活状态中肆意绽放的人性美。

正因如此，严歌苓对人性深度的描述与开掘主要是通过塑造具有丰富人性内涵的女性形象来显示的。我手写我心，这句话流淌在严歌苓的创作河流里，《穗子物语》里“端午节那天“拖鞋大队”全体逃学，背了各种食品去看她们在文革中犯下错误的父亲”的少女中，有严歌苓的身影；《少女小渔》中“小渔淋浴后，总顺手擦洗浴盆和睑盆”，有着严歌苓的习惯；《第九个寡妇》中葡萄那“浑不吝”般的纯善性格，有着严歌苓式的天真。

严歌苓以其自身的体验和敏锐的感受为基础，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真实展现了中国女性面对生存困境和爱情困境的迷失、挣扎，对梦想和自由的执著和追求，对残酷人生的宽宥和坦荡，诚如严歌苓自身而言，对于这些女性史诗命运的书写维度，是一种“绝望的理想主义”，⑤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生存时空大都离不开三个历史背景：军队、文革和移民。这三个严歌苓生命里的刻度，也始终镌刻在她小说不同女性人物形象的生命轨迹里。

本文从严歌苓小说文本入手，通过分析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心路历程及特质，揭示形象背后所表现出的作者对于女性题材文学作品的人性关怀。

第一章绝望中的挣扎

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搀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⑥生于上世纪50年度的严歌苓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她的青春时光是在“文革”的灾难中度过的，在执著于描写人性的严歌苓等那里，文革都是严歌苓对过去经历遥想的一个主要内容，承载了她的青春记忆。严歌荃很有分量的女性题材小说如中篇《白蛇》以及由短篇系列组成的长篇《穗子物语》，这些故事的发生背景都在文革环境中。

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讲述的是一个在文革岁月中的女性成长故事，我们跟随着小女孩穗子的成长脚步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也目睹了一系列生活在灰色时代背景下的女性群像。她们或是如腊姐一般，由一个简单纯洁的农村女孩变为受到革命激情蛊惑追求自我 “剪短了头发，穿上了黄军装，套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公路口搭的舞台上又喊又叫又唱又蹦”举报婆婆公公虐待自己的红卫兵；或是如萍子一样，失去丈夫后独身带着孩子，在那个人言可畏的怪异年代从麻风病村中出逃寻求崭新的生活；或是如小顾一样，身处在一个身份划分界限鲜明的时代里，用尽一个女人的青春激情和生存智慧爱着一个永远不爱自己的人。这些女性的生活都在时代的裹挟下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境地，她们的命运遭受着不可抗拒的毁灭性打击。而作者更是让女孩穗子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一个人独自感受着狂风暴雨的袭来,她小小的眼中看见了复杂人性的无数可能。

穗子看到了人命的轻贱,人的尊严被踩在脚底,在集体施暴中人性的残忍和无耻，看到了人超出想象的残忍和歹毒，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莫名的仇视和对人的恐惧。穗子的内心世界不断经历着成长和变化,如果将此联系的话,可以看到大的时代对孩童不可避免的影响:在这般环境中长大的穗子和她的同龄人们,她们并未拥有一颗天真的孩子的心灵,怀着对人对事美好的期待。

《拖鞋大队》集中展现了这群本应该在一个文明优雅的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们所表现出的不应有的粗野举止和复杂心理。她们满口粗话, 偷鸡摸狗,对一直保护着她们的耿荻的性别的猜忌最终导致了一场不堪的“暴行”。从这些女孩子身上看到的正是一个荒诞野蛮时代的必然投影。甚至她们排除万难、挖空心思给自己正在改造的父亲们带去的礼物却被父亲们主动上交以表示改造成果,父亲为了自己可以背叛自己的孩子，但是在这混乱世界里迅速成熟的她们却接受了这样一种异样的生存法则。小说运用孩童的视角,直指成人世界里交织着的凶残、背叛、虚伪还有荒诞。女孩穗子经历的故事和这些故事中的女性是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见证,没有传统激情热血般理想主义的笼罩,有的只是在一个早熟的不幸福的童年里长大的女孩子的日常的生活和同样生活在这片时空背景下无数可悲的女性。她们在时代泥沙俱下的裹挟下成长，不公正的社会剥夺了她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但周遭的罪恶却始终没有泯灭她们对生命的留恋与对美的追求，她们将这种抗争进行到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人性的美与丑就此被置换。

中篇小说《白蛇》则通过官方版本、民间版本和不为人知的版本三种叙述描写了“文革”环境下两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孙丽坤是一个为舞蹈付出一切的女性，她创造“美”，也是一个美的化身，在“文革”的环境下，她的“美”被残酷毁灭。徐群珊是“美”的执着追求者。她从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与男孩子相似的地方，直到和孙丽坤在一起的最后一幕，作家才揭示出她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秘密。而孙俪坤尽管对珊珊的一些举动带有下意识的抗拒，从情感上她无法承认自己对徐群珊的渴望中也夹杂了一丝同性别者的迷恋，但一个女性在欲望的渴念中一点都没有觉察对方有同性的可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在潜意识里顽固的回避和拒绝它。在人的欲望被禁锢于社会常识的生存环境里，社会舆论与当事人都没有可能意识到同性恋为何物，结果使得人性中的某种“异端”失去了存在的权利。

作家在两个女性人物身上表现出了“文革”对正常人的迫害，但同时“异端”的环境了给被视为“异端”的两位女性之间的感情一个存在的可能。这里女性不仅仅成为控诉的符号，她们带上了自己追求人性的挣扎努力，这种挣扎看似无力，甚至有让人陷入更加绝望境地的可能，但是故事中的女性却在痛苦的反抗中升华，最终回归心灵的平静接受了世俗意义上琐碎生活的幸福。所以，《白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有力量而饱满的，既有着让人反思历史的深度，又充满着人性的光彩。

理想主义通俗地说是基于信仰的一种追求，以精神层面为核心，理想主义跟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信仰的地方，理想主义才会形成，没有信仰的地方，理想主义很少。在严歌苓的上述作品中女性人物面临生存困境中追求人性的挣扎努力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就是基于作家内心理想主义的高扬，但是严歌苓的经历和她写作中对于人性探索中的深层次发现又让作家发觉自身的力量只能趋近理想，而不能完全实现理想，这是人性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写作者的命运必然是永远孤独的，但这是丰富的痛苦，所以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严歌苓提笔写下情感世界绝望中的救赎。

第二章绝望中的救赎

文学评论界对于严歌苓的作品讨论最多的是她90年待移民美国后发表的一系列表现新移民生活的创作。而关于新移民中的女性生活创作更是让严歌苓的写作大放异彩，《少女小渔》便是其中的一部。

从华人最初进入西方时对本国文化的坚守，对异质文化的陌生，到一定程度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再到进行文化沟通的尝试，这个过程中东方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总处于弱者的位置。《少女小渔》揭开女性形象蕴含的东方气韵与强势西方他者关系的新篇章。

故事讲述的是女孩小渔被男友江伟带到美国，他们边打工边学习。为了获得一个正式的身份，她在男友安排下和一个“老糟了、肚皮叠着像梯田”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这本是一个丧失人性尊严的悲剧故事，小渔却以自己的柔弱之肩扛起了这个男人们间肮脏的交易，并把自己身上的美德撒播在这个“事件”中：和老头结完婚，江伟变得恶狠狠的。面对他的粗暴行为，小渔作为事件的受害者，首先把发泄的机会让给别人，自己全部承担起苦难。遇到事情，她总会首先想起他人，这是小渔性格中异于常人的美好之处。她对江伟怀有一种近乎母性的爱。不仅如此，她对周围的人也怀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怜爱，会吃苦劳作，但似乎看上去又缺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她护理没人想管的那些人，他们都在死前说她长了颗好心眼。”

小渔对生活中的人都怀有一颗天然的博爱之心。她常常表达出对于一般人看来是“无耻”、“恶心”等老头身上的人性因素的包容。“他涨了三次房钱，叫人来修屋顶、通下水道、灭蟑螂，统统都由小渔付一半的花销。她每回接过账单，不吭声立刻就付钱。……她瞒着所有的人吃苦，人总不该来烦她了吧。”小渔以宁静的态度从别人眼里换回了自尊，同时她也以自己的美德潜在的感化着老头。他由开始时的无赖，到后来晚上听到小渔的脚步声赶来为她开灯，他甚至在某个小渔归来的时刻，像父亲一样“在她额上吻一下。”

《少女小渔》被作家称为是一篇“弱者的宣言”⑦。作家在《少女小渔》中抒发的就是对输者的情感。小渔是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输者。她甘愿去输。她的善良可以被人践踏，而她对践踏者不是怨愤的，她对他们带有一点无奈和嫌弃，还有怜悯。她达到了人格的完善。她对处处想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以及由怜悯而生的爱心使她比他们优越强大。正是小渔心灵的博大容忍了一切藏圬纳垢的因素，转而使心灵获得真正的丰富。

正如陈思和所言：“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垢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她的精神境界从这桩婚姻交易中升华出来。所有普通的人性因素诸如羞耻、道德、欲望、爱情……都轻轻的淡出，个人规划到一个大的道德范畴里去。”而这个大的道德范畴正是传统中华民族的美德。小渔是东方美德孕育出的女性化身。她在一定意义上感化了异域他者。人性的力量在这种道德范畴里散发开来，它含有一种悲悯的精神理念以及对于“人”本身所包括的原始欲念和各种丑行在内的人的本质的理解宽容。这是一种古典式的善良。”⑧ 正是这种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美德让小渔在道义上征服了“他者”，在一个本该身处绝望境地的边缘人生中，小渔身上纯洁真诚的人格品性和至善至美的质朴情感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切实的沟通。那代表了东方传统文化美德的精华，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她的人性之美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改变着异域老头的生活。

而另一部穿越遥远的时间探索尘封于历史背后的移民女性形象作品《扶桑》，讲述的是中国妓女扶桑和白人少年克里斯一生的爱恨纠缠。扶桑以自己身上的憨厚，“温吞”的微笑，包容一切邪恶，承受一切苦难的宽厚母性从灵魂上震撼克里斯的生命，使得他走出了西方他者对中国的霸权意识。通过作为孩童的克里斯和扶桑带有遥远神秘东方气息的相遇，到克里斯身体的成长，成熟，他追随着让他不解的她。扶桑身上散发的古老民族的原始母性气息，使得克里斯在一生都没有放弃为给予华人平等地位所作的努力。扶桑不仅以她温厚善良的中国性格征服了克里斯，更改变了这个西方孩童的人生，使得他投入到了为中西方平等交流而努力的道路之中。

女人是弱者，但她们柔弱的双肩依然为男人铺就一片温暖的港湾，抚平他们的伤痛，给与他们重新走出的智慧和力量。女人是男人们身后的力量之源，她们如大地一般沉默无言，默默忍受痛苦，却从中滋养出无边的力量源泉。女人不仅给与男人新生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作家超越了普遍意义上对女人无私牺牲的后盾精神的雷同式赞美，她用自己的笔端构建了一种女性的精神。作家首次把女性当作一种具有“人性”美的个体来描摹，开拓出了女性所具有的与男性完全平衡的“女性精神”。作家在此理念基础上写了女性对男性的救赎。小渔救赎了意大利老头干涸的心灵，唤醒了老头灵魂的火花；表面上扶桑屈从于男权力量的大勇，实际上，扶桑是大勇回归故土、洗刷罪孽的引领者，更让少年克里斯明白：“你可以爱我，但你不能够救我。”扶桑不需要男权主义时的狂暴救赎，她的灵魂深处，有人性的自我救赎力量。

“遇见了你之后，我的心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是从尘埃深处开出了花。”这是张爱玲笔下爱情故事中的女性态度，与张爱玲笔下低到尘埃中的爱情世界不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即使身处卑微边缘地位下的情感世界，也自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温柔力量，那从尘埃深处绽放的花朵并非取悦他人，而是为自己绽放，却把芳香带给他人。

第三章绝望中的传奇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严歌苓作品中完整探索一个女人一生的史诗，在这部作品里，严歌苓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使人和历史、社会的共存性在文本中浮现出来，展示了在各种境遇、各种情态下女性的坚韧。

作品描写了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这是上世纪40到80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个背着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寡妇，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这段岁月正是中国农村发生纷乱复杂变化的历史阶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碎，进而发生了乌托邦的大混乱。

在《第九个寡妇》里，严歌苓试图把女性的命运与历史性的社会进程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更为广阔的观照视野。作家塑造的形象王葡萄真实得仿佛在纸页间喘气，让人着迷。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但是在任何环境下，她都能一如既往地过她踏实而平凡的日子。不管台上的政治斗争如何热烈，她总是在台下手不停止地做她的布鞋。面对苦难，葡萄磨砺得更加具有韧性。她生活的时代政治风云变换无穷，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人伦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强悍朴拙、蒙昧无邪的王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她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聪明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

王葡萄形象的塑造是作家在经历对人性的迷茫，探索后的一次总结性的大成。她的身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她的一切行为皆出于自然本性，在任何历史环境下都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生活。

王葡萄身上同时体现着作家所推崇的女人的历史观：“男人整天你打我，我打你。女人还是照样过日子。丈夫被打死了，儿子被打死了，爸爸被打死了，亲人死后的日子，女人还是要过下去的。总是女人承受刨伤，疗养创伤，收拾残局，废墟，再去生养新的战士。男人总是去打，女人总是说，‘打什么?’就像在王葡萄眼里，来来去去都是腿。在她这样毫无政治概念的女人眼里，谁正确，谁打赢，几十年后都没有意义。”王葡萄是一位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而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的中国女性。她是严歌苓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之一，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娇媚，她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⑨

王葡萄那样的农村妇女，哪朝哪代对她们没什么关系，她们活得有定力，而且知道哪种选择更符合自然界生物活下去的条件。她们身上扛着生死的悲剧，自己则浑然不觉，韧性与从容地活过一生，最后活成一个传奇。王葡萄是自由坚韧超越的中国女性的典型形象。她是严歌苓女性人物形象的集大成者。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能够藏污纳垢的民间地母形象，成了一则绝望人生中的传奇。

在严歌苓的笔下，这些女性面对的环境是残酷的，命运是曲折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弱者”在恶劣环境中顽强而柔韧的显现出强大而柔韧的生命力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明白怨天尤人是没用的，要实现美好的愿望，无论多苦多难都要义无反顾的、顽强坚韧的生存下去，所以作者一方面对笔下的柔弱女性边缘人物充满了关怀，但这种关怀又不同于张爱玲的悲悯意识，而是以一种温柔的力量去抗争着。

结语

严歌苓的女性题材创作通过女性人物形象塑造表现人性缤纷，“人性”一直是严歌苓女性创作的思想精髓。对人性的关注使得她的写作总是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温暖。无论是女性的宽容还是自我牺牲，作家都赋予它们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她往往把这种力量归结为母性或者雌性，这股力量弥漫在她作品的始终，甚至带上了些许宗教的意味。她笔下的女性即使面对绝望的人生境界却总是以宽容的人性之爱坦然地面对人生，在精神的意义上对他人给与救赎。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作家在她们身上表现了人性的种种形式，挖深了人性的内涵。即使在认识到人性的种种丑恶之后，作家仍然对人性抱有梦想和希望。她的作品中很少有彻底的反面人物，人物尽管处于生活和人性的纠结挣扎之中，作家却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对于善良人性的追寻。严歌苓的作品中始终保持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通过女性身上所蕴含的人性跟随作家走在一条探索的路上。

作为一名当代作家，严歌苓的创作还在发展进行中，作家对人性的追闯也在持续。女性人物与人性表达这两个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将会在作家不断追求探寻的创作中揭开新篇章。

参考文献：

注释：①②③④庄园著：《严歌苓 VS 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284、 286 页。

⑤2012年10月严歌苓女士做客郑州大学讲座时对自己笔下文学世界女性命运的概括。

⑥严歌苓著：《主流与边缘》，《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211 页。

⑦严歌苓：《弱者的宣言—写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波希米亚楼》，北京当代世界出版杜，2001年版第128页。

⑧陈思和著：《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严歌苓文集•少女小渔》，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版第2页．

⑨严歌苓著：《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中国书报刊博览》，2006年3月24日。

原著文献：

1.严歌苓著：《柳腊姐》，《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严歌苓著：《拖鞋大队》，《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4月第1版。

3.严歌苓著：白蛇•橙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