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关系到国内需求能否扩大，而且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因此，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进程，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城乡经济，差距，问题与对策

一、当前城乡差距的具体表现和存在背景

（一）城乡差距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利用沿海省份及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各省份领先位置，特别是截止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0年排名中国各省区之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排名中国各省区之首。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不仅制约了我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我省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浙江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首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城市地区。2004年浙江城市地区以占31.2%的全省总人口，创造了占全省46.2%的生产总值（GDP），人均GDP达39507元；县域地区以占全省68.8%的人口，只创造占全省53.8%的生产总值，人均GDP为20560元，仅为城市地区人均水平的52%。

其次，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04年浙江25个欠发达县（市、区）人均GDP为10619元，只相当于同口径全省平均水平的39%、城市地区水平的26%，也不及全省人均GDP23942元的一半。在25个欠发达县（市、区）中，有16个县（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泰顺县人均GDP仅有5112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不及全省1992年的平均水平。

再次，镇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大。据对519个乡的统计，2004年平均每个乡的农村经济总收入为1.72亿元，仅为931个镇、街道平均水平25.6亿元的6.7%；乡农村人口的人均农村经济总收入为1.84万元，仅为镇、街道平均水平7.59万元的24.2%。从乡镇财政情况看，2004年乡人均财政总收入为629元，仅为镇、农村街道人均1889元的三分之一。[][1]

因此，通过对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行性对策，将有利于我省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利于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

（二）国家政策对进一步减小城乡差距的支持状况

国务院在对当前形势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不断增加，中央财政也给三农发展增加了资金支持，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央曾就“三农”问题先后出台了12个1 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其中包括在农村兴办乡镇企业，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减免农业税，推进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农村以及农业产业的自然属性和资源约束，想方设法实现了农民收入更快、更稳和持续增长；改变了具有惯性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按照“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规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使各种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农业、农村的超常规发展；减少了农民数量，使城乡之间在动态中趋于协调。不仅如此，政府还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从1958年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短缺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整套户口管理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此进行了一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逐步消除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行政壁垒，实现城乡人口自由迁移的关键。

二、城乡差距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发展突飞猛进的原因

1、近年来浙江省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浙江城市化一路领跑。1998年底，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城市化战略；

2006年8月，又率先实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如今，浙江省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令人向往的城乡新蓝图正全面展开。

浙江的城市化，是注重城乡空间优化布局之路，是重视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之路，是崇尚保护自然和特色彰显之路。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发挥部门职能，深入实施城市化战略，浙江的新型城市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加快城乡规划编制，城乡空间布局不断优化。浙江率先开展了新一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修编。在编制实施环杭州湾、温台和浙中城市群规划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编制实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并提出了“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的全省城乡空间布局框架和“47624”的城镇体系结构。

种种措施，使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

2、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伴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浙江省城市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末，浙江省城市(地级市区和县级市)区域面积为5.08万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2万多平方公里。不少地市规模扩张力度近年来显著增强，如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丽水等地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先后把周边的萧山、余杭、鄞县、金华县、衙县、丽水县等县或县级市并人市区。

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近年来，浙江城市内部道路的拓宽改造、城市功能区之间道路的大规模建设以及城市环城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如火如荼。

3、浙江城市建设资金投入显著增加

随着浙江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发展建设资金投资数量总体上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十一五”期间，浙江还将着力建设“九大设施体系”，因此可以预见，浙江省城市建设资金投入将再创新高。

（二）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

1、城镇化进程将成为制约浙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未来农村城市的发展将成为未来浙江农村发展的增长轴心。而目前我省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城镇体系缺乏总体规划，资金投向过于分散，区域中心城市规模狭小，城市功能不健全，以至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不明显，这些都将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中心城市对于推动我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

2、人口素质偏低是农村经济落后于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庞大的农村人口数量，给农村的致富和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影响着我国城乡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而农村人口的素质，则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生育观，影响着农村人口的数量，而且直接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试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我国农村劳动力凭借着人均受教育年限仅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如何致富？如何走向工业化？如何参与市场竞争、国际竞争？一国的现代化与该国的国民素质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状况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步伐。

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总体上，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社发展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但这也仅仅是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仍有很多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处于一个低水平的运作状态。农民在参与社会保障时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农民自身的经济原因，二是政府的支持方面。调查中，发现在医疗、养老方面，农民不是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而是部分农村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没有条件去投保。还有部分即使是投保了，档次也是较低的，时间也较短。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迫使他们无力承担叫高的投保资金。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影响。在事业保险方面，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所规定的保险范围，只包括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员。但是在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劳动力剩余严重，大部分失业或无业人员都在农村，而这部分人的失业保险却无法满足。政策的倾斜性使农民的利益的不到保障。

4、土地制度弊端犹存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三）城乡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的本质分析

归根结底，城乡差距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倾斜与部门间技术进步不平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配置扭曲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劳动力流动、农村资金外流等方式对城乡差距施加影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公共物品投资对城市倾斜，加剧了城乡社会福利收益之间的差距。技术进步不平衡导致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而使得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始终存在。

三、应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对策

（一） 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

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为61.6%，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虽然城乡经济发展暂时不平衡，但绝不能因此就只抓农村经济，而弃城市经济于不顾。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15年，实现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63%以上，加快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城市群和都市区功能继续要提升。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初步完善，加快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的发展。到2015年，这四大都市区经济总量实现占全省70%左右；加强县域城镇集聚能力，到2015年，全省各县（市）要基本形成“一城数镇”的发展格局，一批有条件的中心镇要培育成为现代新型小城市。

通过新型城市化，浙江要形成“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的全省城乡空间布局，即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浙中城市群，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都市区，湖州、嘉兴、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七个省域中心城市，并由此构成的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县（市）域中心城市、中心镇和一般镇构成的网络化城镇体系。

（二）加大对农村以及不发达的地区的经济扶持力度

在充分肯定我省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我省迄今仍有28个欠发达县（市、区），应引起党委、政府的进一步高度重视。

尽快缩小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扶持力度，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要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在加大对沿海地区农村开发的同时，加大对丽水等地方农村的开发力度。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我省欠发达地区大多处于江河源头，生态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特色生态高效农业的明显优势。应加快发展资源省、污染少、就业多的生态型加工业，使之成为欠发达地区县域工业化的支柱；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农业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促进农业生产标准化；立足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大力发展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专业化加工配套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依托资源优势，通过内引外联，搞好资源精深加工，创一批名牌产品，形成一批优势产业。同时，应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申报省级龙头企业的门槛；对认定的扶贫龙头企业的信用贷款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欠发达县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担保资金，对发展特色农业的基地农户，实行扶贫小额信贷担保。

（三）重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坚持把科技带下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商品率，提高整体效益，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近年来我省农业科技整体水平有了很大变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所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对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意义重大。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需要，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是应对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需要。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把科技带下乡，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

（四）发挥人才的优势，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农村发芽，带动农村发展

农村实用人才不同于专业人才，也不同于纯粹的技术人才。如果用传统的评价标准来进行界定，可能绝大多数农村实用人才都会被排除在外。因此，农村实用人才不宜用传统的学历、职称标准界定，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实用人才的技术水平及职业技能没有得到客观科学的评价，建立科学的农村实用人才评价机制势在必行。结合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开放式教育的学历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生产实践和跟踪指导服务相结合的三段式培养，造就一批长于经营、精于管理、勇于创业、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集中授课主要学习创业致富基本理论和技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及国内外发展前景、农产品市场营销技能、农业法律法规知识及网络信息收集和发布技能等知识。生产实践期间主要组织学员到国内外有关农业示范生产基地、农业企业进行考察学习，要求学员在实习考察过程中要针对性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积极带动当地和周边群众进行创业致富。跟踪指导服务主要是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到一线现场对口指导，帮助学员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真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

（五）使城市农村居民身份平等化，地位平等化

农民工虽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有些甚至在城市安家，但在多数情况下其“农民”身份并未改变，“市民”身份离他们依然遥远。农民工也远没有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外来者”。这些情况甚至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没有实质性变化。更为严重的是，农民工不仅收入低、工作辛苦、生存状况差，还经常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明显歧视。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的公民身份在新的工作和生活场所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其合法公民权难以得到平等的保护。而维护这些“新移民”的公民权益，根本的途径是重塑其公民身份。第一，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基础，但公民身份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在通常情况下，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前提，只有拥有公民身份的国民，才能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事实上，法定的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公民权利，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和选举权的实现程度要低得多。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努力消除不同社会阶层，尤其是乡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在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方面的差别，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第二，移民是实现公民身份变迁的直接动因。移民可以改变公民的成员身份和自己的社会身份，例如，从农民变为市民，享受因成员身份改变而带来的成员权利。通过改变公民身份和成员身份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是移民的内在动因。从权利更少的社区流向权利更多的社区，是移民的基本规律。

（六）合理利用农村资源，走生态经济发展路线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经济相对发达，但资源较少。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畜禽粪污、农产品加工废水、农村生活污水等排放量随之增大，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业农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沼气、太阳能等农村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已成为推进清洁生产，促进农村清洁能源利用，治理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不可缺少的内容。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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